浓雾弥漫的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反法联盟首先对普拉岑高地和看起来薄弱的右翼展开了攻击。
在联军的设想里，右翼可以很轻易就攻占下来，然后再和中央军一起围歼法军。
然而一开始右翼的法军确实很轻易就退却了，却并没有如联军设想得那样崩溃，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联军，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高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夺回高地派上了预备队。
圣多明各可以理解为吸引联军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仑和联军的统帅一样不断投入兵力进去，它就会形成一个致命的泥沼，不仅仅是消耗了军费和兵力，还会将信心给打没了，疾病尤其影响士气。
而圣多明各人则会殊死抵抗，瓜德罗普的奴隶起义军宁可自爆也不愿意做奴隶，这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战场可不是欧洲，彼此还要优待俘虏。
打到后来波兰人都拒绝执行命令了，马赛的瑞士雇佣兵登船前听说要去圣多明哥也发生了哗变，那片曾经非常富饶、出产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变得让人畏惧，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满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需要欧洲的货物。
赖有社会分工和交换，个人想方设法自由奋斗，也会满足个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给自足。至于国防量大而广，则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负担能力，这些个人不可能办到又对整个社会及每个成员生死攸关的必需品便构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称呼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又影响到了个人的命运，它会随着时代、社会形态、公众心理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科技的发展足够改变社会的结构，比如运力的改变，由畜力转变为蒸汽机再到电力的过程，养马的会逐步变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厂的工人增加。
这个力量是如此强大，导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样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动产法典，因为不动产是稳定且难以改变的。
“上层建筑”的构建需要出色的设计师，它要是不够稳，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样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里的人还在里面摇晃柱子，那没有风雨也要垮塌。
边沁认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会性的，实际操作中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隶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那个东方来的巫师对西弗勒斯说“最大的利益”这句话很像英国人说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润，因而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但它又是与生死攸关的，凭个人力量无法达成。
团结对有共同需求并且想要实现共同利益的共和国很重要，法兰西共和国的邻居荷兰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是共和国体制了，当时他们的行政权力就很大。
三权分立英语是chedbance，法语是séparationdespouvoirs，德语是Gewaltenteing，这三个词分别注重“核查与平衡”、“分开”和“权力分配”。
在英国代议制和美国总统制为了避免两只猴子联合起来把一只猴子给弄死了，需要君主和总统有否决权，这样就算一只猴子犯了错，另外两只也没法制裁它，三只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国的行政和司法就搅合在一起，这还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来的。在君主制时代，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有行政职能，国王赦令的注册权和谏诤权也在法官的手里，也就是说国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册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们时常运用注册权与国王对抗。
当路易十五打算对财政进行改革时，巴黎法官们就用了这个权力，然后他们就被流放了，并且国王进行了莫普改革，这个改革很不得人心，路易十六一上台就拿莫普开刀，获得了巴黎人民的欢呼。
法国不存在代议制制度，共和国八年的制度人民虽然不行使任何公共职责，但能够为所有人制定信任的人，它如同古代无政府民主制所做的，不制定法律、不从事管理、不进行判决，但立法者、统治者和法官门缺始终从它选定的人当中选择。选举人名单通过纳税多少入选，不是像摇滚明星一样到各个地方去拉选票，台上承诺得好听，当选后能落实的少。参选经费也是靠游说或者政治献金得来，比如小亨利·肖举行的那场宴会，就是拉有钱人赞助的。有了这些钱后参选者才有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否则别人不认识你谁会给你投票呢？这种民主其实是有钱人的游戏，缴纳的人少，避税转移资产更是常态。
法国的行政法类似于普通发的判例法，法国行政法官的判案是个人的作品，又不倾向普通法的私法，尤其是谈起行政法独立性时，其核心就在于法国的行政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利益，与普通的私法相抵触的。
当行政机关与个人的关系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共同利益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私人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平等原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