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记录中曾有这样的内容，丰臣秀吉打算在天正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迁都，将天皇的皇宫从京都搬到大阪城北侧，一处四周被河川环绕的中岛地区，这一带北侧有寺町，但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两年后本愿寺得到了其中一部分土地搬迁至此，这样川中岛就成了寺院土地和町人地。
町人是日本一种对城市居民的称呼，“町”指的是街道和社区，室町幕府时代的町众主要指的京都的手工业者，后来也包括了商人阶级，即所有住在“城下町”的人。
豪族和武士居住在城堡里，町人要为他们提供服务，在丰臣秀吉的政权下，大名也模仿大阪城新建货改造各自令第内的城郭和城下町，且都出现了丰臣秀吉都市政策的特点，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领国的统治，强化了大名的权力。
在丰臣秀吉政权中，能称得上邻国统治出色的可能要数三成了，他的领地包括了长滨地方，长滨城是秀吉早年的居城，尽管关原合战后作为战败者的三成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录都被销毁，可他颁布的法令一直被町人们慎重得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些是关于修城的。
丰臣秀吉在成为太阁后便授予了长滨地方“永代年贡免除”的墨付，佐贺山城筑城之际，长滨也被要求派出壮工，长滨的领民们立刻拿出丰臣秀吉的墨付，予以坚决抵制徭役。他们甚至还选出代表，到伏见城向丰臣秀吉提出直诉，伏见城表示承认这份墨付，并要求三成按照墨付上的意思，免除长滨领民的傜役。
可是三成却拒绝了：“永代年贡免除”是没错，不过“年贡”和筑城普请傜役是不同的。
三成对领民代表们到伏见上诉的行为表示不快，于是决定不免除他们的傜役，因此三成的奉行须藤权右卫门通光在动员町民的时候只能一边劝说领民代表，一边替三成向领民代表表示歉意。
清代初年田赋和傜役是分开征收的，丁增随之增，有市民、乡民、客民、佃民，军丁、屯丁、匠丁、灶丁等诸色，五花八门、样式繁多，增加了征收的难度。“一条鞭法”将傜役内征，康熙、雍正摊丁入亩，傜役也摊入地亩征收，理论上不应再征发傜役。但近京直隶各科差役无时不有，名为雇佣，实际则难以报销，均为无偿调发，名目为祭祀东西陵，七月赴木兰围场狩猎、以及到辽宁祖陵，到山东泰山祭天、到山西五台山进香、到江南巡幸等，修桥、铺路、设行宫、供应一切饮食诸事，无不动用傜役。
漕运徭役尤其繁重，一旦漕运停罢，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将构成威胁，而黄河因为屡次决口，以及水利等原因，嘉庆皇帝打算将漕运改为海运。
随着开荒增多，灌溉的水利也成了争夺的对象，福建发生过豪族为了争抢水利灌溉而发生械斗。
但是兴修水利也是需要徭役的，即将接任南河总督的提督为这个问题忧心忡忡，乾隆六次下江南，不仅花费了大量国库里的钱，还劳民伤财，产生的“后遗症”如今开始出现端倪。自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后，嘉庆皇帝奉行节俭，不再允许臣僚们朝贡，然而福州将军庆霖到了八月十五那天还是照例向嘉庆进献宝物，不仅遭到了训斥，甚至还被革职了。
提督想找个人为他“分忧”，但他却没有儿子，尼克看着这个唉声叹香气的老人，觉得他是在为婉宁的离开感到忧伤，他的准女婿曹曦还在船上。
到了傍晚他们到了镇海县，它本身是个没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但这里却有一种名为“土楼”的建筑，那是一种生土夯筑的民居，结合了城堡和住宅的功能，不过住在里面的是普通人，并不是城主。
“土楼”是圆形的，取的是“天圆地方”的概念，建于明代中期，用来抵御海寇侵袭，在附近的山上还有一幢小一点的土楼，它的作用类似暸望塔，如果发现异常会提醒山下的人。
“土楼”里面有水井、粮仓、防火抗震，尼克进的那一栋“土楼”总共四楼，底层两层没有窗户，采光靠靠近院子那一侧，每个房间都不大，这一点和町人的居处很像，但每一户都有厨房，里面开有烟窗。战国大名的城寨兼具客厅的功能，也是城主权力的象征，丰臣秀吉不仅用黄金打造了一间茶室，还大量使用了唐国壁画，每一扇可以打开的纸门上都有，其他的大名也是如此，德川幕府设立在京都的二条城保留了桃山时代的华丽，人们挖了一条护城河，并且在屋顶安装一种名为金鯱的装饰物，相传这种动物能召唤水，因此被当作防火的符咒。
尼克更喜欢“土楼”里的生活气息，只是这里的居民没有见过外国人，看到了尼克的金发碧眼很惊奇，调皮的孩子甚至还看他的汗毛，似乎想证实是不是也是金色的。
他在土楼里搜集了不少素材，天完全黑后才回水驿，曹曦找来了一个老人，让他给尼克讲述被海盗掳去遭受的折磨。
老人讲了很多海盗的暴行，话语间流露出恐惧感，尼克怀疑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晚上遇到了涨潮，有人吟诗“海上明月共潮生”，尼克借着月光，隐约看到了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