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箐之所以说这番话,是考虑到凌晨时分王家爷俩相继去过东厢房。
她不确定二人是为了床上那点事，还是为了说服阮红丽服从王家人的意志。
尽管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少之又少，但这是九十年代的农村,阮红丽还年轻,一旦她拥有强烈的贞操意识,就很可能屈服于王家对她在精神上的打压和引诱，对王家做出有利的供词。
毕竟,从她的体态来看，她很可能已经生了孩子，而且补得很好。
阮红丽听了她的话，哭得更加不能自己。
黎可想拉她起来，却被谢箐拦住了，“让她发泄一下吧。”
黎可点了点头。
谢箐忽然回头，看向王老太太怀里的孩子。
王老太太脸色骤变，“这是我家老大的孩子。”
谢箐冷笑一声,“谁的孩子你说了不算，科学技术说了算，一验便知。”
“啊？”王老太太惶惶地看向王村长。
王村长顾不上她,耷拉着脑袋蹲在地上,像死了一样。
她又看向她的大儿子，她的大儿子正在用吃人的目光看着谢箐和黎可,一样没心思搭理她。
王家大儿媳冷笑一声，“现世报,真是现世报,咋就这么活该呢。坏事都是你们干的,那孩子跟我没关系,谁爱养谁养,谁都别想指望我。”
一个县局的老刑警说道：“犯罪的犯罪，包庇的包庇，谁都逃不了，全部带走。”
王老太太吓了一跳，孩子差点扔地上。
那孩子吓了一大跳，顿时哇哇大哭起来。
谢箐赶紧上前，把孩子从王老太的手里抢了下来。
她细看了一下，这孩子像阮红丽，眉清目秀，眼神清亮，不像傻的。
也是。
父子三人都可能与阮红丽有染，这孩子不定谁的呢。
可怜啊……
谢箐在心里发出一声长长地叹息。
孩子一哭，阮红丽便安静了下来，谢箐带着孩子走到她跟前。
阮红丽站起来，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泪如雨下，“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谁也别想把他抢走。”
谢箐安慰道：“没人跟你抢，你自己带着他吧。等警察问笔录时，我再替你看着，问完了，你自己就可以带他了。”
阮红丽安下心，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谢箐、黎可也一起坐了上去。
屁股一挨椅子，俩人就萎了，但她们还有工作在身，必须强撑着。
四十分钟后，一干人进了问讯室。
孩子一离开母亲就又大哭了起来，硬生生把谢箐哭精神了。
她把孩子交给黎可，打车去附近超市，买了奶瓶、奶粉，以及一些彩色塑料玩具，用超市的开水冲上一瓶，又赶回了警局。
孩子吃上奶瓶就不哭了，乖巧地躺在谢箐怀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直盯着黎可手里发出“哗啦哗啦”声的小玩具。
黎可道：“箐箐，你是没看见啊，他妈妈可太惨了。地窖被捂密得不透风，盖子一开，人还没下去就能闻到老大一股骚臭味儿。面积一张床大，王家人就给她打了个地铺，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和一个纸篓，真不知道这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唔！”小男孩松开奶嘴，冲着谢箐笑了，像在跟她说话。
“嗨。”谢箐回应了一下，又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没疯，可见意志力强大，我还挺佩服她的。”
“那也是。”黎可晃了晃塑料小玩具。
阮红丽很快就做完了笔录，再次见到儿子，她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对黎可和谢箐鞠了两躬，正要说话，外面就传来了哭闹声。
阮红丽听到声音又哭了起来，抱着孩子迎出去了。
黎可问一名参加问讯的警察，“她是怎么被绑走的？”
警察“嗐”了一声，“就典型的拍花手段……”
阮红丽去县里打工，没两天就和同事发生了冲突，辞职不干了。
准备回家的时候碰到了王金才父子，三个人拉了几句闲嗑儿，王金才见她还没买车票，就说自己开大三轮来的，可以顺道把她捎回去，结果，一瓶健力宝就让她睡了过去，醒来就在地窖里了。
谢箐问：“孩子是谁的？”
大家都是警察，明白谢箐的潜台词。
那警察道：“爷仨都参与了□□，孩子不知道是谁的。”
“一家子猪狗不如。”黎可恨恨地骂了一句，叹惋道，“这孩子惨了啊。”
谢箐道：“不一定。要看阮红丽精神状态如何，如果她走不出来，孩子的存在就会一直提醒她这段苦难的经历，如果她走出来了，和孩子相依为伴，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那警察道：“这种可能性很小，看看她父母怎么说吧。”
“是啊！”黎可附和着摇摇头，“平心而论，如果是我，很难。”
谢箐又问：“阮红丽没说不告这样的话吧？”
警察道：“她只问王家人能判多少年。”
“那就好。”谢箐松了口气。
这时，阮红丽的父母进来了。
谢箐刚要迎上去，那二位就跪下了，她母亲头一低，朝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