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绊于崎道，怪石乎？怪履乎？怪道乎？”路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被绊倒，是要怪石头不长眼，怪鞋子不坚固，还是怪山路崎岖难走？
如泉水注入玉石制的杯盏，水花四溅，叮咚清泠——那声音激得人精神一振，宛若被濛濛细雾环绕，说不出的凉爽。
如此特别的声音，听之难忘，曹操几乎在第一时间认出对方的身份，凝目往那个方向看去。
先前因为视角所限，未曾看清的面孔，如今因为起身的动作，尽数展现在他的眼皮底下。
朗朗如月，皎皎如玉。
确是他在京郊见过的崔家小郎。
曹操复而坐下，取过早已空了的酒坛，摄在手中。
不起眼的角落，崔颂在忍无可忍地顶了何进一句后，若无其事地坐下，继续呷酒。
何进被这突然发作弄得愣了下，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自然是怪自己了。”
山路再怎么难走，会被绊倒也是自己的原因，难道还要去怪一个死物？
却见旁边少年侧目而视，掷盏而笑：“既如此，为何还要怒叱宦官之制？”
何进道：“此二者有何联系？”
“宦官当政，起于和帝，”崔颂又给自己满上一杯，“所谓宦官，不过为和帝手上一柄刀耳。后人借刀，孱弱无力，无以用，反而伤及己身。不怪己，怪刀，何也？”
宦官之所以能把持朝纲，最初是汉和帝给他们的权力。可汉和帝之所以提拔宦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铲除嚣张跋扈、连皇族宗室都不放在眼里的外戚。在汉和帝的年代，宦官，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把锋利听话的刀罢了。后来的小皇帝想要遏制外戚，就学汉和帝的手段，在宦官中培养自己的亲信。纵容而不抑制，偏宠而不防备，在汉和帝时代战战兢兢、不敢为祸的宦官集团，百年后终是变得猖狂起来。
这要怪谁？怪制度本身吗？
可笑。任何制度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与时俱进，因时而改，从来没有什么“绝对正确”一说。
世道混乱，不怪制度，应当怪使用制度的人。
不知进取，不懂变通，不会改革，只一股脑地把错怪在一件死物上，怨天尤人恨社会，这算什么道理？
学过辩证主义唯物价值观的崔颂实在不能容忍何进那些非黑即白的言论，更不能接受他在言辞间透出的沙文主义。
“穷乡僻地，与世隔绝，一条河横亘内外。乡人无从过河，无桥可过，终日困于荒芜之地，坐井观天。有人造桥，造福乡人，然桥年久失修，无人愿出资修葺，桥塌了，当怪罪于谁？乡人耶？造桥者耶？”
宦官制度就像是桥，最初对东汉的统治大有裨益。可以说，如果汉和帝不提拔宦官为自己夺权，以东汉皇帝继位时的幼龄，东汉政权早不知道被外戚毁成什么样了。然而随着时间的增长，桥老化了，宦官之制的弊端也就逐渐展现出来。后人不思改良制度，任凭弊端恶化，把宦官们养成一匹不逊于外戚的恶狼，贪污受贿、攻讦士人，将大汉政权搅得一团糟。这要怪谁？开创宦官参政制的汉和帝？
曹操听得入神。他的父亲作为宦官嗣子，从小在宦官家庭长大的他可以说是相当了解这一群体。
弊病自然有，可要把汉室倾颓的罪过全部扣在宦官头上，那简直是笑话。
制度未改，就先把宦官除尽，不说宦官会不会临死反扑，光说内宫的运作，必将全然瘫痪，介时产生的混乱，绝不比现在少。
是以，尽管他一直以士人的立场自居，尽管他明知道自己身份微妙，被大将军与众多士人排斥，他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在诸多策士面前，直言“若欲治罪,当除首恶”。
结果被何进与袁绍反嘲了一脸。
心塞了很久的曹操，未曾想到会在一个尚未及冠的少年人的口中听到与自己相似的观念。
“天下愦愦，独宦官之罪耶？”嚼着这句曾让他勒马伫足的话，曹操宛然一笑，示意垆主再给他端上一坛浊酒，斟满一碗，朝着那少年郎的背影遥遥一敬。
这边，一股脑地朝何进丢了个辩证主义炸/弹的崔颂终于冷静下来，告诫自己这里不是现代社会，碰到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思想是件很正常的事。
他晃悠悠地起身，抚平衣上的褶皱，朝何进并手一揖。
“一时无状，望足下海涵。”
说罢，毫不犹豫地，摇摇晃晃地走出酒肆。
“且慢。”
崔颂停下脚步，被酒精晕染得冷光潋滟的眸中略过一道暗芒。
“那么依君之见，以何大将军如今的处境，该当如何？”
以何进如今的处境，该怎么对付宦官？
崔颂回想脑中寥寥关于何进、不甚清晰的回忆，道：“凡事留一线。除恶必尽。”
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要么，不要将宦官逼得太紧；要么，将宦官斩尽杀绝。
但凡历史上的何进二者择一，都不会落到最后那般下场。
崔颂摇了摇头，一步一晃的离开。
徒留何进留在原地，若有所思。
……
崔颂醉了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