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都要谈“立场”，何谓“立场”？利益而已，哪一方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哪一方就是自己的立场，如此而已。
当然，“利益”不仅仅是权力、金钱，有些时候也可以是理想、信念，无外乎个人之追求而已，“利益”并无褒贬之别、“立场”也无对错之分。
在郑仁泰看来，虽然刘洎是在陛下扶持之下身居“中书令”之高位成为大唐宰相，但其实陛下未必符合刘洎的“利益”，毕竟陛下更为信任、倚重的始终是房俊，无论圣眷、功勋、权势、影响等等各个方面，刘洎始终屈居于房俊之下。
一个事实上的宰相，却不得不被一个不是宰相的宰相稳稳压住一头，野心甚大、名利心甚重的刘洎岂能甘心？
所以，陛下未必是刘洎的“立场”。
陛下稳住皇位、剿灭乱贼，朝堂局势并不会有什么变化，甚至于一旦房俊再度立下一些功勋，势必要担任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以酬赏其功，地位愈发稳固。
反之，如果贼人谋逆成功，朝堂之上将会天翻地覆，作为最坚定的“
帝党”，房俊的下场可以预见，而无论何人上位，混乱的朝堂都需要一个资历、地位、官职都足够高的大臣来稳定局面……舍刘洎其谁？
至于“忠君”这种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初太宗皇帝暴卒，刘洎在其中的手脚未必那么干净……
……
郑仁泰陡然发现，好像自从太宗皇帝驾崩、新皇登基，“忠君”这种古往今来最为高尚的信仰似乎正在一点一点的崩塌，大家好像对于谁当皇帝并不是那么热衷，只要是太宗皇帝的子嗣、是大唐正统，谁上谁下其实并无所谓。
大家更在乎帝国之存亡、国势之兴衰，因为这攸关自身之利益，或许更多人愿意在与外族作战的时候“视死如归”“马革裹尸”，却并不愿意为了君王之荣辱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有这样想法的都是逆贼吗？
并非如此，因为绝大多数人还是忠诚的，只不过不再是“忠君”，而是“忠国”。
对于某一种层次的人来说，儒家宣扬的那一套已经无法蒙蔽认知，大家清晰的认识到国家不仅是君王的国家、更是所有人的国家，身处于帝国之内，帝国之兴衰关切到所有人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皇帝是谁又有什么干系？只要大家都忠于帝国，自然无所损失。
正如房俊时常挂在口中的那一句话：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刘洎目光炯炯的看着两人，沉声开口：“无论局势如何发展，我只想请两位将帝国利益置于最高之处，一切与帝国利益有利之事是我们所需要支持的，反之，所有损害帝国利益之事都要摒弃、甚至予以反对！”
裴怀节愕然：“你的意思……”
刘洎断然道：“非是我大逆不道，但假若局势当真崩坏，一定要牢记这句话，帝国利益，不容践踏！”
这番话说的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但是在郑仁泰的理解——若陛下与帝国利益相悖，则优先于帝国利益……
遂点点头：“中书令公忠体国、忠贞不二，实乃吾辈楷模。”
裴怀节提议道：“既然长安风云激荡、时刻有颠覆之祸，各地驻军又立场不明、前途叵测，何不干脆将驻守于河西之军队调回关中、弹压局势？”
裴行俭麾下数万安西军精锐镇守河西，只需进入关中必然引发各方力量之失衡，谁还敢贸然起事造反？
刘洎摇摇头，道：“陛下不会答允的。”
陛下之心意，乃是诱使李神符之流悍然作乱谋逆，以便于一网打尽、尽显帝王霸气，若让李神符等人投鼠忌器、隐忍不动，这一且谋算岂非全都白费？
陛下不愿背负“屠戮宗室”之骂名，所以只能等李神符等人谋逆作乱才会悍然反击，若李神符不作乱，陛下就只能忍……然而身为君王，明知臣下有悖逆之心，如何忍得下去？
所以陛下绝对不会允许将安西军调回长安。
郑仁泰对此予以附和：“安西军不可轻动。”
虽然结论一致，但他的看法却与刘洎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裴行俭坐镇河西施行“吐蕃战略”，这是朝廷“军机处”制定的攸关往后百年唐蕃之间斗争之长远战略，不容有失，一旦成功，吐蕃受创严重、内患重重，几乎不可能再度恢复当下之实力，而若失败，噶尔部落就有可能反戈一击直接入侵河西四镇，造成关中、西域之剧烈震荡。
且经此一事，吐蕃必将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成为大唐的心腹之患，导致大唐需要耗费无数国力用在唐蕃边境，严重拖累帝国之长远发展。
这才是真正的“帝国利益高于一切”。
简而言之，大唐皇帝谁当都行，但吐蕃必须死……
郑仁泰忽然有所感悟，或许陛下正是感受到这种“帝国利益高于一切”已经严重侵犯了帝王该有的权力，所以才甘冒奇险、一意孤行，不仅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望，更想将皇权至高无上的力量彻底收回。
毕竟，“帝国利益高于一切”与“皇权至高无上”是相背离的，甚至是充满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