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仆人便递上一条毛巾给公爵擦干沾了水的衣服。
威灵顿公爵一边擦一边开口道：“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必须进行改革，它将给大不列颠的社会制度带来整体性的变化。我并不打算成为参与这种变化的一方，违心地赞同那些意见。我的本性使我只能去干那些男子汉之间的明白交易，而不是那些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把戏。
我不能假装说我真心欢迎那些措施，我既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方，更不愿意成为其主要的推动者。如果我被人误会，如果议会将采纳建议中的新方法，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悲哀。我可以预见这些将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一系列的灾难，甚至还会影响到它的安全。
出于我对这个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我不能成为造成这些灾难的人员之一。而且，既然我已经出手，我就决心走到最后，如同我在战场上一样，我将用我的方式冲杀出来，我必定取得最后的成功！”
阿巴斯诺特夫人举起茶壶为公爵倒了杯暖身的红茶，她的目光中不无忧心。因为从她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她的老朋友这一次要想反败为胜恐怕真的只能再打一次滑铁卢。
“阁下，您难道真的不考虑转而支持改革法案通过吗？在《天主教改革法案》中，您选择站在了改革派那头，为此甚至不惜被泼了一身脏水。在整个不列颠，除了那些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外，没有任何人会感谢您。如果这种脏活儿您都愿意做，为什么在改革法案上就不能稍稍变化一下呢？”
老公爵听到这话，盯着阿巴斯诺特夫人的眼睛看了半天，随后缓缓摇了摇头：“哈丽特，我还以为你会很了解我。”
阿巴斯诺特夫人笑着回道：“阁下，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您，您身上的故事太精彩，经历也太丰富了。您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又很单纯，不过这才是您，亚瑟·韦尔斯利，thedukeofwellgton。”
老公爵笑了笑：“或许你说的是对的，不过说到天主教改革和议会改革这两件事上，其实从心底来说，我都不是改革派。我之所以支持天主教解放，是因为我发现要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就只能解放他们的信仰。
至于议会改革，一旦它通过了，那法兰西就是不列颠的未来。那就是一个通过议会投票诞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议会改革的落地就决定了和平将要永远的离我们而去。
在政策上，我向来是坚持正确性大过连续性，我只支持正确的议题，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的议题，而不是支持改革或者不改革的议题。如果我的脑筋真的那么僵化，我当年就不会同意皮尔任命一位天主教信仰的约克小伙子做高级警官。”
说到这里，公爵的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焰，就像是此时他并不是坐在舒服的大宅，而是站在滑铁卢的高岗上：“我早就说过，让辉格党执掌政府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他们当中又混入了达德利、帕麦斯顿、戈德里奇这样的坎宁派，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阿巴斯诺特夫人听到这儿，立马就明白威灵顿公爵为什么会与前首相坎宁爵士常年积怨了。
当年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于不列颠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爵士主张承认承认那些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也主张英国应该帮助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独立建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让公爵心中感到不快，他屡次向坎宁爵士当面表示。
“考虑一下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爱尔兰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
而老公爵执拗的脾气则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在坎宁派议员决定集体退党的前夕，威灵顿公爵不仅没有挽留，反而还撂下了一句：“告诉达德利和帕麦斯顿，如果他们打算同赫斯基森一起离开，我不会反对，而我也绝不会像三孙子那样乞求他。”
尽管这种说法不太文雅，但都是老实话。威灵顿公爵做不到像是坎宁派那样两副面孔待人，他常年担任战地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