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赵桓竟一条也没有采纳。
赵桓完全不懂军事，他身边的重臣也没有一个是懂军事的。
这也很正常。
赵宋王朝重文抑武，懂军事的“丘八”，有几个能进入其权力中枢？
而赵佶一朝有限的那几个懂军事的，像蔡京、童贯等人，又因为赵桓的猜忌，而离开了赵宋王朝的权力中枢。
剩下的赵宋王朝的宰执，几乎全都是文人，不论是主战的，还是主和的，他们全都不懂军事，做事全凭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
最不正常且最可怕的是，赵桓与他的重臣们在听了军事行家种师道的军事建议后，不仅嘲笑种师道，还怀疑种师道的主张，甚至是完全不信种师道的主张。
种师道原本想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可每当种师道想要做点什么，就会遭到赵宋王朝的大臣们的掣肘，还会遭到赵桓的背叛。
这让种师道忧愤成疾。
不少有志之士闻听噩耗，皆仰天叹息曰：天意如此！
很快，大元军已经过了黄河正在向京师逼近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东京汴梁城里一片慌乱景象，许多有钱人家开始张罗着离京避难，而普通百姓则人心惶惶，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已经吃过一次亏的赵桓，果断下令，关闭汴梁城的所有城门，任何人在没有他的旨意的情况下，都不许离开汴梁城，包括赵宋王朝的官员以及赵宋王朝的皇室和宗室。
同日，赵宋朝廷组织安排有关人员，在汴梁城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小榜，招募“敢勇死士”，组成先锋敢死队。京城各民族百姓纷纷响应，积极报名参加。还有一些来自沦陷区的公务人员，以及溃散的军兵，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于是也纷纷前来应募。甚至，许多富豪之家也散榜说，他们要自备钱米，招募敢战之士助国抗敌，守卫京师。
以宰相张邦昌为首的一群人认为，大元军来势汹汹，目标很明确，就是朝着京师而来，而京师内宋军守城力量不足，勤王之师还不知道何时能来，所以赵桓待在城内很不安全，他们力劝赵桓出城避战，南幸南京或者西幸西京。他们是想仿效唐玄宗“安史之乱”时避祸四川的策略，避敌锋芒，从长计议，而避免留在京师以防出现不测。
可是，赵桓本人对于是守城还是出城，顾虑重重，患得患失。他觉得，出城去应天或者洛阳吧，那边又没有可靠的人做依托，路途上又怕生变，而且还要背负抛弃宗族和京城百姓的骂名。而留在京城，身旁可用之臣很多，皇威也可以得到维护，可是，他又怕京城失守，社稷沦丧于他手。
赵桓的性格很懦弱，也不敢担责任，他思前想后，两种矛盾的想法一直困扰他到深夜，也没做出最终的决断。
次日一大早，中书舍人孙觌就上奏，恳请赵桓当机立断，放弃河北、河东和山东，派人速去跟大元帝国求和。
思来想去，赵桓怎么也不愿承担割地予敌的历史罪名。因此，他下诏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是保存还是放弃河北、河东和山东之地？
后来，赵桓干脆让来参会的一百二十多名赵宋王朝的官员进行表决。
谏议大夫范宗尹首先明确提议，请将此三地割让给大元帝国，他认为，既然朝廷之前已愿弃地，已与大元帝国达成协议，那么今日怎可不弃三地？如果不守约定，那不恰好给大元帝国提供了出兵的理由？
说到急切之处，范宗尹伏地痛哭流泣。
有七十名官员当场表态，支持范宗尹的意见。
只有何栗、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喻汝砺、宋齐愈、曹辅、陈阳庭、冯栗、李若水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割地，要死战到底。
可笑的是，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有十几个人持两可之说。
中午时分，有斥候来报，大元军已有至少三十万渡过黄河，前部骑兵，离东京汴梁城只有不到五十里的路程，很快就能兵临城下。
这时，东京汴梁城中的人再想离开汴梁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胆敢出城，就会成为大元骑兵咬杀的目标。
见此，赵桓终于下定决心，按照众臣的集体表决来办，即割地以舒难。
赵桓命他的九弟康王赵构和王云北上去议和，请求江鸿飞停止进兵。
赵桓之所以派赵构去议和，主要是因为，上次赵佶南下时，大量的皇子、帝姬全都跑了，但赵构没跑，不仅如此，赵构还表示要帮赵桓守城，甚至是帮赵桓去跟江鸿飞议和。
这让赵构在他的一众兄弟当中脱颖而出。
如今，形势如此危急，赵桓便将希望寄托在赵构身上。
由于形势紧迫，赵桓令赵构和王云立即出城北上。
当然，赵桓也知道，他这段时间有些玩脱了，所以，在王云的极力坚持下，赵桓最终决定：答应割让河北、河东和山东，并让赵构和王云携带衮冕、车辂，准备尊江鸿飞为皇伯，上尊号为大元崇天继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武光圣皇帝，让大元帝国和赵宋王朝结成伯侄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