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晨转念一想，如果真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进，也许是个好事儿。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那，部门那边什么态度？”
郭伟强说：“这么大的事儿，部门当然不会随便表态。不过，我听说，有几个大领导挺感兴趣的。‘运十’可能要停掉，但已经投入了好几亿，成果也不少，完全放弃太可惜。
再说，咱们国家总得找个切入点，进军民航机制造业。总不能这么大个国家，天上飞的全是外国飞机吧？”
苏晨附和：“老师说得在理。您叫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
郭伟强严肃地说：“告诉你这事儿是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第二嘛，我想拉你入伙，一起干这票大的。”
苏晨这回真愣住了，下巴都快掉地上了。“什么……”他彻底懵圈，赶忙说：“老师，您该不会是逗我吧？
造飞机这活儿，我可是一窍不通啊，别看我会捣鼓四旋翼无人机，但这跟民航客机，那可是天差地别啊！”
郭伟强给了苏晨一个轻敲，瞪着眼睛说：“你小子想哪儿去了，我要是让你设计，我还不敢造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半点儿差池都出不得。”
苏晨一脸迷茫，摸着被敲疼的脑袋，不解地问：“那老师，您的意思是？”
郭伟强深深吸了口气，缓缓道：“苏晨，这事得从头说起，你听好了。”
“这‘运十’，唉，它的命运真是坎坷。国家下令研发‘运十’，初衷是为了让首辅同志能从咱们国家，直飞到欧洲的灯塔巴尼亚。所以，定下的目标是要造一架四引擎、宽体机身、远航程、接近音速的飞机，这些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苏晨点头如捣蒜，这些资料并不算绝密，上次聚会时他还特地提过。
郭伟强接着说：“就算我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摆在眼前，像你说的，以咱们国家当时的工业基础，造不出真正好的飞机，顶多造个外表唬人的壳子。
那时候，我们铁了心要按照米国的far-25适航标准来设计这架飞机，但在实际操作中，那滋味儿可不好受。
在材料选择、生产工艺、组装环节，我们碰到了一堆难题，到最后，设计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向制造能力妥协。”
在“运十”这架大飞机身上，有足足14个大系统，435项成品和配件，其中305项得从零开始搞研发。
虽说咱们跟西方的关系缓和了，雷达、通讯这些高科技玩意儿能通过引进来搞定，但在材料加工和装配手艺上，光靠“拿来主义”是不够的。
“运十”这家大家伙，结构复杂，需要大块头的金属件、蒙皮和型材，偏偏国内这些基础工业和科技还没跟上，巨型水压机缺货，高强度焊接技术没影，复合材料加工更是让人头疼。没办法，只好“土法炼钢”，硬着头皮上。
所谓“土法”就是：没有大飞机蒙皮的专用设备，那就拿小飞机的蒙皮凑合拼接；没有巨型水压机来加工机体龙骨，就用小机器分段造，再一块块焊起来。
“运十”的翅膀大小、长桁和尾翼大梁这些大家伙，因为尺寸夸张、造型怪异、精度要求高，全国上下也就西京飞机厂能搞定。
可咱们又没有大号运输机送它们，只好陆路慢慢挪。结果，第一次加工完，路上淋雨，全泡汤了，晶界腐蚀，全报废。最后，还是魔都飞机厂自己土办法搞定，交了差。
这么一折腾，“运十”的空重直接超标，就算机身削短几米，还是比“波音707”这位前辈重，结构强度更是让人捏把汗，安全隐患一大堆，安全飞行根本没谱。
这飞机虽然后来勉强升了空，但隐患多多，我自己是绝对不敢上去的。老马和老程他们几个敢坐这飞机上天，我猜他们心里恐怕已经准备好当英雄了吧。
郭伟强说完这段故事，嘴角挂着苦笑，调侃了一下。
苏晨听完，半天没吱声。新中国成立时，家底是真的薄，后来靠牺牲几十万人打赢高丽战争，换来苏俄156项援助，好歹有了重工业的根基。
但苏俄的东西当时就不先进，加上几十年的停滞不前，想一步登天，显然是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别说“运十”这种庞然大物，就是从苏俄搬回来的“米格-21”，国内版叫“j7”，连图纸都打包送上门了，到现在不还是云里雾里？
虽然生产了一大堆，部队也装备了，但因为材料和工艺跟不上，“j7”的质量就像过山车，故障率高得吓人，同一型号的零件在不同飞机上互换都成问题。
这些毛病让“j7”的飞行和维修成本飙升，后勤保障成了老大难，战时这可是致命伤。估计另一位导师谢志忠现在还为此头疼呢。
再说后来引进仿制的“安24”，国内叫“运7”，磕磕绊绊的，可见问题一大堆。
可这些，就算苏晨穿越了也解决不了，何况郭伟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郭伟强：“老师，您说的我都懂，要造‘运十’这样的大飞机，咱们的工业水平的飞跃，起码得赶上西方70年代的水准。
可我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