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方锐说完，很欣慰地看着钟海涛。
说到刘兰兰对自己的种种好处，钟海涛低头不说话了。
方锐继续说：“海涛，上次你中耕铲苗后，我向刘场长说明情况都没用，是她跑到办公室里又吵又闹的坚决不要其他人调整到你们的机车组上。说实话，如果没有她的坚持，以刘场长的脾气，你可能真的要调离机车组了，他才不管那么多呢！你也知道，去年刘明祥喝酒后在中耕时还没铲多少棉苗呢，就让他给开除机务队伍了，刘明祥到现在还恨他并说他不少坏话呢！”
方锐的这番话，一下子勾起钟海涛的回忆：是啊，上次中耕铲苗事件发生后，虽然经过三分场党支部研究决定对铲苗事件作出罚款并从年终兑现中扣除，还让自己写出书面检查同时向邹阿根赔礼道歉等处理决定，但自己的倔强性格决定了自己不会上门向邹阿根道歉的。于是，又是刘兰兰三番五次地劝说并领着自己到邹阿根的家里，作了赔礼道歉，这件事才算暂时划上句号；举办文艺晚会特别是“五一农场金秋文化艺术”，自己天天写台词背台词，几乎一个星期没去上班，那时候正是机车打叶面肥最忙的时候，别人说了自己不少闲话，甚至说自己不务正业，丢下机车上的活不管不问去干些与机车组无关的事情，刘兰兰听后总是宽厚地一笑地说：“干什么活都一样，海涛也没在家闲着，他有这个特长和爱好，就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吧。换了别人，就是想做也做不来呢！”然后继续领着张大中加班加点干活，从没说过一句怨言。
想到这，钟海涛很内疚地说：“是啊，这阶段我干机车上的工作确实太少了，兰兰既是我师傅，更是我的榜样，她没用过多的言语来表达，却用行动处处在影响着我。”钟海涛说完，抬头看了看方锐：“小锐，已经很晚了，我们还是赶快回家吧，明天还要上班哩！然后扶着方锐向她家走去。”
按照季节划分，虽然八月份已经进入秋季，但天气仍然很炎热。气温高，棉花长得快，杂草也跟着疯长，甚至比棉花长得还要快，职工们不仅要及时给棉花追肥、浇水以利于棉花生殖生长的营养需要，还要及时清除地里杂草。这一时期，农场职工特别忙，一般一个职工承包一份地是忙不过来的。长期有规律的农活，职工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就是在农活最忙的时候，他们相互换工干，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这一天，蒋素英班组的承包职工要给棉花地追最后一遍肥了。这项工作是要全班集体干的。官洪在地里搬运着肥料。由于力气不足，再加上连日来早起晚睡地在棉田里紧张除草，没人替换他一下，更疲乏了。他背起一袋子肥料连续爬了两次，也没能登上机车后面的肥料箱。蒋素英看见了，又是一阵大声训斥：“这点肥料都搬不上去，有啥用，我看年底你真不能在我们班组里混日子了。”
蒋素英的话语里明显透露给官洪的信号是：年底承包结束后，她不要他在她所带领的班组里干了。官洪知道蒋素英并不是说大话，班长是有这个权力的，到了年底，虽然每个地号的承包人员可以自由组合，但班长是有权力挑选承包人员组合到自己班组的。
蒋素英正在大声地呵斥着，方锐头戴一顶淡黄色的草帽，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跑到机车跟前喊过来：“官洪快过来看看，你又有两首诗歌在农垦报上发表了。”
此时的官洪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只是苦笑了一下，算是回报方锐向他的道喜。
看到蒋素英一脸的不高兴，又看见官洪那疲惫的脸上挂满无奈和苦笑，方锐立即明白了。
果然，听到官洪的诗歌又发表了，蒋素英不屑一顾地嘀咕起来：“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力气使！”
一听这话，离蒋素英很近的方锐立即来了火气：“你不会写诗，当然无法理解别人诗歌刊登在报刊上的喜悦心情啦。诗歌是高雅的东西，不是人人都能写出来的。农垦报一个星期总共也就出二期，能一下子在一期报纸上刊登两首诗歌就更不容易了；能写诗歌的人不多，能在地里干活的人多的是。”
听见方锐说自己不会写诗，又听她说能写诗歌的人不多，能在地里干活的人多的是，蒋素英立即大吼大叫起来：“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没你们文化高，我说话没水平。你有本事，就不要让我当这个班组长了嘛，我正好也不想干了呢。当了这么多年的班组长了，不就每月那十块钱的补贴嘛！一年才一百多块钱，多干了多少活，多操了多少心你知道吗？真是站着说话不怕腰杆疼，我也不想要那点钱的补贴了，你看让谁干行就让谁干好了。反正你也是三分场业务干部，在干部会议上也有提议调换班长的权力。调换一个班组长，连上个支部会研究都不用。”
在农场的各个分场，班组长是不拿工资的“官”，每年只给一点带班费，也就是蒋素英所说的补贴，但却要做许多的工作，像通知班组成员开会、学习，领着承包职工干集体活等，都是班组长的事，所以，许多职工并不愿干上这种既出力又得罪人的差事。
看到蒋素英大喊大叫地又和方锐又叫上了劲，官洪担心再吵下去一是害怕大家的脸面上都过不去，毕竟事情是因他而起的；二是怕蒋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