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樱想了想又有些犹豫的道：“但是妾身又怕适应不了建业的生活，毕竟那边的夷洲人是很少的，更别说妾身这个部落的人，那就更少了，
到时到了建业，妾身什么礼仪也不会，那不是要惹得夫君的朋友和同僚嘲笑夫君吗？”张樱这一两个月跟顾裕待在一起，中原的语言也说得更好了，
顾裕有力的手臂将张樱搂紧了一些笑着道：“樱儿不必担心这个，建业虽然夷洲来的人很少，但像你们一样的山越人还是不少的，再说有我陪着你，你不会孤单的，
至于那些礼仪，你就不要学了，吾父虽然师从蔡邕，但早已先去了，如今家道中落之前的朋友都不怎么来往了，不是很在乎这些的，就算有人说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的。”
孙权的哥哥孙策就曾对山越就痛下杀手。
而山越，却游击于深山，出没于丛林，如骨鲠卡着东吴咽喉，尤其丹阳山越，就在东吴政权卧榻侧，眼皮之下。
若他们与北面的曹魏遥相呼应起来，那真是东吴的心头大患！孙权时，山越仍然“讨不从命”，范围主要还在丹阳、吴郡、会稽三地。
他们上上下下，在山越、海越之间转化，只要政府不来管制，他们可以非暴力，也没有夺取政权的野心，
所以，赤壁之战时，东吴吃紧，无暇顾及他们，他们反倒安定，没来与曹魏呼应，反而是孙权北伐受阻，转帆而归，反戈相向，要来对付他们。
他们对东吴的威胁，不是他们要来夺取政权，而是他们不认同东吴政权，不愿意做东吴臣民。
那么，东吴难道就不能让他们自治并与他们和平共处？这一问，问向王朝中国完全是多余的，没有哪一个政权会这样做，因为王权的傲慢丝毫不可冒犯。
但这不妨碍孙权调整政策，由围剿转向安抚、招安，孙权用诸葛恪之策，对丹阳山越，围而不剿，断其水源、食源，逼他们下山出山，再加以收编，纳入户籍，编成户口，以扩充兵源税源，增强东吴国力，仅丹阳一郡，招安的山越有十余万户，东吴得甲士四万。
海越，也可以说是外越，针对“山越”而言时，就叫“海越”。若用王朝的眼光来看，就会把他们看作山贼，看成海盗，这里面，当然有一种地缘政治的歧视。
汉武帝时，以大汉之国力及其才略，解决了这两个地缘政治难题，不光把北胡匈奴人赶进了大漠，还把南越赶下了大海，将山越、海越的历史问题，遗留了下来。
到了三国时期，“北胡”的历史遗留问题已被曹操解决了，但也只是暂时性的，而“南越”遗留问题——山越和海越，还得由孙权来解决，他们是资源，但也是包袱。
东吴，在古越国地域兴起，可以说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联合的产物，其政治文化当为汉属，然其地缘政治，则不离越土，故可视为汉越合一的国度。
孙氏先祖，为春秋时由齐入吴作《孙子兵法》的孙武，子孙世居江南，
孙坚“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果不其然，他有着兵家的血统。
年方十七，他曾与父亲一道，载舟往钱塘，船行江中，遇海盗掠人财物，在岸上正分赃，同行人等皆欲止步，过往船只不肯向前，时孙坚对父说“此贼可击”！
遂操刀上岸，以手指东指西，发号施令，贼观之，以为官兵来捕，扔下财物，一哄而逃。
孙坚追去，斩一贼而还，其父惊喜，没想到孙家数世为吏而能有此兵家虎子。
适逢会稽人许昌在句章起义，号称其父为越王，自称阳明皇帝，据说附近诸县，有万数之众追随。
孙坚募勇千余人，一举灭了“阳明皇帝”，这大概是越人复国运动的最后一声哀鸣吧，此后山越海越起义，就不再自称为越王之后，也不再采取复国运动的方式。
可在此地兴起的东吴政权，是否还有着古越国的回光返照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其政治认同而言，当然不会自认为是古越政权的延续与变更，理所当然以汉家天下的一部分自居；
另一方面，毕竟立国于古越旧地，古越之土与民决定了政权的基本面，由此而言，也可认为新兴的东吴政权为古越国的复兴和重现。
虽然其军政势力由北而南，来自淮泗集团，但其社会基础却扎根本土，基于江东大族，而孙氏家族不但江东世系，况又淮泗领袖，故能成其政权枢纽。
汉与越，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汉人与越人文化上的共性，应该大于差异，地缘政治的冲突，会夸大差异性，上升到文明的冲突，以服从于政治目的。
严格说来，汉非一种族，乃一文明之样式，为一文化共同体。“汉”之原初，本为地名，乃汉中简称，刘邦以汉中王立汉朝，故又为一代王朝之国名，进而为一国族之总称，
汉非文明源头，亦非文明母体，太史公《五帝本纪》追根溯源，觅得共同祖先——炎黄二帝，以此血缘谱系，形成汉民族共同体，凡汉民，皆为炎黄子孙。
溯源至此，可见汉越一体。不必说炎黄时期，吴越已有良渚礼玉文化北上，由东南而西北，契合了有关尧、舜、禹传说，且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