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袁世凯听完我说的话之后，眼中有一些同情之意，但是更多的我还是看到了他眼底的笑意，可能这是一种嘲笑，也可能是袁世凯因为我的身体变成了这样，而在对于云南的问题而感到开心吧。
可是无论如何，当我说完这样的话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直接的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眼中的杀机没有了，仅此一点我就知道我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能够得到他允许的几率也变大了许多。
我其实设想中最好的就结果就是由他开口，提议让我去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治病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是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吧，也可能是因为他另有打算，总而言之他还是没有主动的提及让我去其他国家治病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不提到最后也只好我来提起此事了，当然了我不会说的那么委婉，因为这种事就是应该直来直去的，关系到我的身体，我的性命的，而且还是生理性的问题，不是政、治因素的问题。
如果再不直来直去的话，反而会让人有一种做作以及不现实或者说不可信的感觉。袁世凯对于我要去日本治病的这个提议倒是没有提出反对，当然了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杨度没有给我一个与我那般的答案，他只是对我说，假如没有人的话，忍道还能够成为一种信仰吗？我回答他说：“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已被污秽的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信仰还有追随下去的必要吗？”
而后，我又问杨度说：“晳子兄，我想问问你，还是拿这个忍者与忍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不是你会选择作为一个忍者来改变这个传承下来的忍道？”杨度点点头，没有语言上的承认，当然了他也没有就此否认。
我们之间的谈话其实就此就应该搁置下来的，但是实际情况上且没有这样，后面虽然杨度没有说话了，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在对他演出一场独角戏，我并不是想说服他，只不过就是我想告诉他我的观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对杨度说的非常多，但是真正有用的应该大体上只有三句话，其一，是我对他说“假如信仰不能够保持纯净的话，那么必然的会失去很多追随者，以及一些潜在的追随者，晳子兄你说的没错，其实无论是什么，人才是关键，但是这不能代表作为最关键的人，就一定是一切的核心，我更觉得精神的层次比之人更为重要。”
第二句是在杨度肯定了我上面的观点之后，我对他说的：“晳子兄，也许你觉得我现在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有了变化，但是这没有错，我确实变了，其实我本不该如此坚决在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但是我只想告诫自己我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我要永远记住我是谁。”
第三句话是我们最为这一
次交流的结束语的，我说：“其实晳子兄，咱们两个说了这么多，无论如何都是在为了未来做打算，国家需要你我这样人，也许咱们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借用一句忍道中的教义吧，律己而忠，国家，永远，那才是咱们的家。”
或许我们之间说的这些话中，并没有什么真的有关于忍道或者是忍者之间的东西，也许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对此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牵连，但是或许是这样的，亦或许并非如此。这是一种讨论，同样的这也是一种抉择。
虽然北洋内部的反对声极高，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至少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话，那么北洋内部是绝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的，可是南方方面却不同，他们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促进共、和。
推翻王朝统治，可是因为武力上的缺憾，他们最后不得以的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而现在袁世凯称帝，为历史之倒退，将一个共、和制国家重新推回到封建专制的体制上，这是他们所决不允许的。
而现在之所以南方方面一直在呼吁，而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全是因为孙文等人的手中实在是没有可用之兵；袁世凯知道，虽然我是北洋的将官，但是实际上我所信仰的是三民、主义、五族共、和。
也就是说，虽然我并不是南方方面的直系，但是我至少从信仰上是与其相同或者说是相近的，那么这样一来，袁世凯此时的做法就能够解释了，因为假使南方方面真的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
首选的军队，自然就是云南的滇军，而且实话实说，虽然滇军人数不多，但是武器精良、战斗素养极高，而且因为云南地处边陲，有山川之险峻，为天然屏障，进可攻，直取四川、贵州、广西等地，退可守，据守云南之地势优势，迂回婉转，如果死守不出的话，那么外来的队伍，肯定非常难以攻进云南。若败，则可转战缅甸、越南等地。所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云南也好，滇军也罢，都是南方方面的不二选择。
而我来到日本，正要孙文此时也在日本，这样一来的话，其实也不能怪袁世凯如此小心了，不过这一次他真的算错了，因为这一次我来日本，本就没有打算要和孙文联络。其实说实话，我与孙文之间真的并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袁世凯真的能够想清楚的话，他就该就此打住自己的称帝的计划，或许一切的一切还有挽救的余地，亦或者说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