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沈阳北陵公园去世后，母亲领我们七个孩子到新民县前当乡大太平庄村的继父家里过日子。那是1969年秋天。转眼就是7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俗称过年。
我记得1970年的第一个春节是这样过的：当时，继父家穷，排行老四的继父没有房子，我们一家九口人只能挤在继爷爷继奶奶的三间破旧草房的西屋的南炕上。
睡觉时，南北炕距离两米多，彼此的呼吸声听得见闻得着，打呼噜说梦话磨牙声此起彼伏，好不尴尬。
为了破除这种尴尬局面，母亲用旧床单缝制了一个大幔帐掛在炕沿上方的木杆上，遮住了对面的视线，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私密空间，避免了许多尴尬的场面。
以前在城里过年，由于父亲是医生，收入较好，母亲是不愁过年的，因为吃的穿的用的父亲都买回来了。
到了继父家，家里除了玉米面白菜萝卜用来充饥，其他的，比如鸡鸭鱼肉一样没有。
母亲翻出从城里带来的几个零钱，去八里外的供销社买了几斤猪肉，一点白糖红糖酱油，还买了点芹菜。
我和弟弟跟母亲要鞭炮，母亲找来找去又找出几个零钱，我和弟弟跑去村里的代销店买回两挂小鞭。
三十的前些天，买不起新衣，母亲便把我们七个子女的旧衣裳洗净晾干，让我们在年三十穿上干净的衣裳。
三十那天早上，母亲开制造过年的酒席，先把猪肉烀了，切成小块，炒菜用。留下点生肉剁成肉馅包芹菜馅饺子。然后用大铁锅炖豆腐炒干豆腐丝炒白菜炒萝卜丝，这样凑合着弄了五个菜。
母亲看了看那五个菜，自言自语：“不能吃单呀，还差一个菜。”
想了想，母亲去了外面的院子里生起了土炉子，坐上小铁锅，锅里放上豆油，和好白面，将面切成炉子形状，扔进滚开的油中，炸出香甜的大果子。
这样开饭时，饭桌上就有六个菜了。一家九口人围坐在从城里带来的木桌上，吃得却也甜甜蜜蜜快快乐乐。
正吃呢，母亲说：“小崽子，光顾吃了，忘了放鞭炮了。”
我和弟弟急忙拎起鞭炮跑出去，片刻，院子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小学一年到五年，在同学中，我一直是班里、学校、全公社（现在称乡镇）跑得最快的人。
60米、100米、200米的比赛，无论是有无障碍，我都是第一名的比赛成绩。因此，我还代表公社的体育代表队多次参加县里的运动会。
我跑得快，有一个条件，就是光脚跑，不能穿鞋。
每次比赛上场前，我都甩掉母亲为我做的布鞋，光着大脚丫子，小跑到起跑线前，弯腰蹲下，听到发令员一声枪响，我像兔子一样向前跳起，又像疯狗一样向前狂奔……每年我都跑出第一名的成绩。
算草本、作文本、文具盒、钢笔、铅笔等奖品，每年都让我骄傲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
1975年我代表公社少年组参加县里的体育运动大会。
公社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大队（现在叫村）学校的条件好，参赛的运动员每人都借用一双钉子鞋。
钉子鞋，是跑赛的专用鞋，运用好对比赛对提高速度有极大帮助。
但是我这么些年习惯于光脚跑赛，穿上钉子鞋不习惯反而跑得慢，于是我对教练说我想光脚跑。
教练严肃地说：“公社想方设法弄来这几双钉子鞋，你却不想穿？别的公社的运动员都穿钉子鞋，你不穿，你想丢咱公社的脸？！”
我说：“我不想丢脸，我想跑第一……”
教练：“不想丢脸，那你必须穿钉子鞋，否则不能上场……”
我只好穿了钉子鞋上场参加比赛。
结果一点不意外，你知道，我得了个倒数第一。
教练不但没生我气，还安慰我说：“下次给你弄双红色的钉子鞋，那样跑，看起来一定漂亮！”
我却在想：下次一定光脚跑，再也不穿钉子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