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过雨。
雨后的小镇，被精心地洗刷之后，抖擞起了精神。
最近会经过这片矮堤，所以我的世界会多了些许色彩。初夏时，矮堤植入了睡莲，蔓立漂浮在水面，迎风纳光，恣意快活。
阿松说，我特别喜欢莲花，因此才有了“小莲”这个名字。暗藏的寓意又颇有几分宿命感。
“到了。十块钱。”大叔吆喝一声，阿松从三轮电动车跳下来，伸手接我，“小莲，你小心点，我去交个钱。”
我点了点头，抓着阿松宽厚粗糙的大手下了车。
“上周还是八块钱，怎么这个星期就多了？”
“涨价了不是？猪肉都涨了好几块，我还不能涨个价？”
我专注护着头巾，没有参与讨价还价。对我来说，享受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比较重要。我觉得，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认真真地呼吸，全身每一处细胞都在贪婪着吮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烈的再生感，或许我受到了心理暗示，是阿松和谢姨说，捡我回来的时候，我只剩下半条命。
死马当活马医。这是他们当时的想法。
辗转了赤脚医生到镇上的诊所，最后不得已在镇上的小医院治疗，伤情一直很严重，高烧不退，浑身骨折，脑袋也不清醒，基本上没得救，医生想要他们拖回去，可是谢姨说，哪怕还有一口气，死也要死在医院里。
然而，我没有死在医院。
“你放轻松。我看一下你的反应。”白发斑斑的老医生，笑起来一口黄牙，他是最后给我看伤的医生，这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找他复查，复查一次，要花三百多，每个星期都要拿新药回家，我可以不用吃饭，光吃药已经令我饱腹。
“咔咳——”我坐在医院的椅子上，对面的小
姑娘不停地嗑瓜子，她知道我在看她，她的母亲坐在一旁和护士长闲聊，偶尔两人捧腹大笑，但都不会注意到女儿的异样。
小姑娘想送给我瓜子儿，可是拿完药的阿松火急火燎地赶来，把小姑娘吓退了。
“拿好了，回去吧。”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在上面很艰难地写了几个字。
“为什么不看我的脑袋？”歪歪扭扭的字迹，勉强能让人看懂。
“这里没有脑科医生，再说了，家里没钱治了，你这不是挺好吗？”阿松的意思，我活着就是好，其他的不重要。
我活了下来，却等同废人。由于身体重伤骨折，伤愈后遗症太多，此后一生都不能干重活，并且一到变天的时候，全身上下都会跟着隐隐作痛。不但如此，我的头部受到重创，已经没有了记忆，更为可怕的是，我刚刚做过的事情也容易忘记。
如果说，这些是内在的伤痛，不易被人发现，可外在的伤痕也不见得会有恢复的一天。我之所以戴着头巾出门，是因为我不想吓到人，我讨厌被人议论，议论我脸上的伤疤，整张脸铺满了皮肉裂开过的疤痕。
我除了能呼吸，就只剩下能呼吸。
“在这里做也是做，去大城市可能会有发展。”
“没有一技之长，你能做什么？”
“我找到了同乡帮忙，他说可以介绍工作，给那些高楼大厦洗外墙，有活的时候，按天算钱，一个月下来可以上万，这是我在这里打工一年的工资。”
“一天到晚做春秋梦。”
“我这不是为了小莲？她脸上的伤疤要整容才能好。”
扯到我头上，我木讷地扭头，看一眼屋子里的母子，他们经常这样争吵，为了生活琐事，为了阿松的未来，为了我……
我的作息很规律，大概半天的时间都是坐在屋檐下望
天发呆。
无际的天，有时候，像我的脑袋里面一样空白。大多时候，会有云朵缓缓地从我头上飘过，我痴痴地凝神注视，随风四散的云，像是走失的孩童，有一种无所归依的寂寞和迷惘。
“小莲没有身份证，怎么坐火车？”
“不要紧，可以坐汽车。”
“你们赶紧把婚事办了，办了再去。”
阿松说，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以前跟着他在山上找一种可以卖钱的菇类，那次意外就是上山的时候发生的。
谢姨是个坡脚的太婆，已有六十五，却老当益壮，发黑油亮，她靠着她的养生之道赚钱，偶尔在山里挖点草药拿去镇上卖。
“正事不做。”谢姨搬凳子坐在我身边，她拿出手工绣花，平时靠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我盯着针和线。白色的细线穿过布料的空隙，织在一起的纠缠令我目不转睛。
“想不想试试？”谢姨对我很好，完全把我当作儿媳妇。
我点头，我是真的有点手痒，没由来觉得手痒，很想碰一碰针和线。
谢姨似乎很鼓励我动用脑子，她说，脑子不使会生锈，而我现在，变得痴痴呆呆，就是动不了脑子。她教我穿针引线，我一学就会，其实这种手工很简单，就是在工厂接的散活，有模板也不看质量。
“叩叩。”有人敲门，我心一颤，身子一抖，还没应声，阿松就推开门走进来，他刚刚洗了澡，头顶随意地搭着毛巾。
该来的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