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上一阵吵嚷冲撞、哭喊怒骂之后，渐渐归于平静。
客房里，众人人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四个人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都笑了，他们之间，陡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友谊。
四个人，本来是天南海北，却不打不相识，在这招待所有了这样的奇遇，也算是种缘分。
对程春生来说，何聪与李敏，是他来到大城市后，认识的第一拨人。
此时的他绝对想不到，用不了几年，他们三个还会再聚到一起。这都是后话。
程雪飞按照约定，给李敏报销了六十块钱。
李敏非常感激，对程雪飞连声道谢。
何聪很不好意思让程雪飞掏钱。
可是没有办法，他去找了电影制片厂会计，跟会计把李敏的事说了，会计让他找制片主任，只要制片主任开了条子，财务这边就能给报销李敏的车票食宿钱。
李聪又厚着脸皮找到制片主任。
制片主任却说，既然李敏不是他们聘来的演员，就没必要为她报销。
事情推来推去，没有着落。
何聪没办法，又去找他爸爸。
他爸爸是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听了儿子的事情后，却把儿子骂了一顿，骂他不该胡乱招惹女演员，说
是为女演员报销，谁知道背地里干的什么勾当。
何聪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灰溜溜地逃了。
李敏确实是他写信叫来的，现在人家特意从剧团请假，跨省投奔他，却叫人家白跑一趟，何聪实在过意不去。
但他自己也没那么多钱赔给李敏。
人穷志短，现在程雪飞替他把事情摆平了，何聪自觉在财大气粗的程雪飞面前矮了一分。
事情办完，程雪飞和程春生他们终于可以打包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姐弟两个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坐车。
想起李敏今天也要回老家，就叫了李敏跟他们一路。
路上，程雪飞跟李敏打听这位何聪的来历。
她虽然跟何聪见过几面，但到现在还不知道何聪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一打听不要紧，原来何聪真的大有来头。
何聪不仅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还出身于电影世家。
他爸爸是申城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他爷爷是非常有名的导演，建国前就已经拍过很多电影，还跟人合伙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闹革命时，何聪的爷爷被戴了好几顶帽子，关进了牛棚。
艺术家心气高，性格善感，无法忍受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半夜里上吊自杀
了。
何聪爷爷上吊自杀时，年仅十六岁的何聪还在乡下插队，正好跟李敏是一个生产队的。
家里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何聪，不是怕何聪承受不了打击，而是怕会连累何聪。
直到后来，何聪回城探亲，才知道爷爷已经过世。
而何聪的奶奶也是个来历不凡的人。
据何聪说，他奶奶当年是申城名媛，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家里富的流油。
何聪奶奶嫁给何聪爷爷时，还得到一套花园洋房作为陪嫁。
那套洋房后来被没收充公了，等后来革命结束，上面清算他们家的资产，要把这栋洋房还给他们，但何聪的奶奶拒绝了。
这件事，一直让何聪耿耿于怀。
何聪一直很想得到那栋洋房，不明白奶奶为什么铁了心拒绝。
程雪飞听到这，恍然想起《大家摄影》杂志社的花园洋房，莫非就是那一栋？
难怪杂志社的人都对何聪那么客气。
知道了何聪的出身来历，程雪飞也就理解了何聪为什么总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了。
人家不仅出身世家，要是没有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说不定何聪现在还是富n代，真正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
他们一路说着话，转了两趟公交车
，来到火车站。
因为要乘坐不同方向的火车，就在火车站里告别。
分别时，互相说了“有缘再见”。
在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这句“有缘再见”，其实约等于“永远不见”。
人海茫茫，若不是某些因缘际会，哪能轻易再碰到？
所以分别时，真的有各自天涯的感觉，带着淡淡的离别愁绪。
姐弟两个排队买了火车票，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了火车。
在申城短短两三天时间，让程春生长了很多见识，这两三天，过的如同两三个星期那样长。
坐在位子上，程春生跟姐姐承诺，回去后，一定好好学习，考上电大，争取从电大顺利毕业。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有一份拿得出手的文凭，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有可能到他向往的大城市去生活。
否则，真的只能去要饭，或者到码头扛大包了。
程雪飞见弟弟真的悔过自新，十分欣慰，此行的目的算是实现了。
他们在路上周转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回到西埠乡。
程雪飞这边平安返回西埠乡时，身在申城的钱途却像被放进油锅里一样。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