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真是毫无头绪。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抑或第三人称复数？还是源源不断地臆造出毫无意义的叙述方式？假如可以这样讲：我也就是他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或者这样讲：我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痛；甚至于这样讲：你那金发的女人曾经是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面前飘忽不定的云彩。真见鬼了。
开始讲故事吧，假如能够走开，去喝瓶博克啤酒，同时机器还自动运作（因为我用打字机写作），那就太完美了。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确实会很完美，因为将要讲故事的这个漆黑的洞口也是一台机器（但是跟打字机种类不同，这是台康泰克斯1.1.2相机）。和我，你，她——那金发女人——或者云彩比起来，一台机器也许会更了解另一台机器。但是我可没那么幸运，我知道如果我走开了，桌上这台雷明顿打字机就会像石雕般纹丝不动，一直运动的物体一旦静止下来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所以我必须写下去。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中的一个都必须写下去。还是由我来写比较好，因为我已经死去，更加了无牵挂；我眼前只看得到云彩，所以能够专心思考、专心写作（那边又飘过一朵云，镶着灰边）、专心回忆，因为我已经死去（我也活着，这可不是要骗谁，到了恰当的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我还是从过去、从起点，从我还活着的时候讲起吧。到头来你会发现讲故事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刹那间我问自己为什么偏要讲这个故事，我们竟然会开始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即便只是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晚餐的邀请（这一刻飞过去一只鸽子，我觉得像是麻雀），或者为什么听别人讲了个好故事，立刻就会觉得百爪挠心、坐立不安，非得闯进隔壁办公室把故事复述一遍才痛快，才能回去安心工作。据我所知没人解释过这种现象，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开始讲故事。讲故事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因为毕竟没有人会为呼吸或者穿鞋这种事情觉得难为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除非出了什么岔子，比如鞋子里发现了蜘蛛或者呼吸的时候感觉有碎玻璃划过，那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告诉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或者告诉医生：“哎，医生啊，我只要一喘气就……”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解除百爪挠心的困扰。
既然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那顺序就不能乱。让我们沿着这栋房子的楼梯走下去，回到整一个月前，十一月七号那天。走下五层楼，就到了星期天，巴黎十一月的阳光明媚得撩人心绪，让人想要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拍些相片（因为我们以前是摄影师，我以前是摄影师）。我终于明白了，最难的是以什么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毫不避讳把这一点再说一遍。难就难在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是我呢，还是发生的事情本身，或者是我眼前的这些东西（云彩，偶尔飞过的一只鸽子）？如果我讲述的仅仅是我认为的真相，那么它就算不得真相，只不过我自己觉得百爪挠心，管它是不是真相，都需要跑出去把它说出来。
我们慢慢讲。随着我写下去，发生了什么事便会一目了然。如果我被替换了，如果我词穷了，如果云彩都飘走了，飘来了别的东西（因为我总不能够一直盯着眼前飘过的云彩和偶尔飞过的鸽子，把它们当故事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在这个“如果”之后，我又该写什么，该怎么正确地结束这个句子？但是如果我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就没法讲任何故事了。还是好好讲下去吧，也许讲故事可以作为一种答案，至少给读它的人一个交代。
罗伯特·米歇尔，法国人，也是智利人，翻译家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于今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天离开王子大道十一号（现在飘过两小片云，都镶着银边）。
三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圣地亚哥大学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撰写的陪审员回避制度和上诉制度的专著译成法文。巴黎这座城市很少起风，更少起这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旋风，它飞扬起来，敲打着斑驳的木制百叶窗，窗后面一惊一乍的女士们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这几年天气如何不稳定。但是太阳悬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乘着风，洒在猫儿身上。阳光如此明媚，我便忍不住想去塞纳河码头上转转，拍一些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相片。才十点钟，我估摸着到十一点光线就正好，会是秋天最好的光线。为了打发时间，我特意绕远路去到圣路易岛，在安茹码头闲荡。我驻足仰望了一会儿洛桑酒店，心里默诵了几段阿波利奈尔[插图]的诗，每次经过洛桑酒店，这几段诗就会闯入脑海（假如是我，我就会想到另一位诗人，但米歇尔就是这么顽固不化）。风猛地停了，阳光比原来至少强了一倍（我想说的是至少比原来弱了一倍，但其实是一回事）。我坐在栏杆上，觉得周日的上午真是令人心花怒放。
消磨时光的办法有很多，最好的便是摄影。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们摄影，因为这项活动可以培养纪律性、审美观、观察力和准确有力的手指。摄影不是像新闻狗仔那样窥探秘密，埋伏着偷拍唐宁街十号走出的大人物的笨拙身影，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身上带着相机，那就必须专心致志，不应该忽略阳光在一块古朴的石头上反射出耀眼的美妙光芒，也不该忽略买回面包或牛奶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