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终于到了正式重建中书省的时候。
朱元璋在登基称帝之后，按元朝旧制设立了中书省总领政务。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即是左右丞相。
首任左丞相为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
另设平章政事、丞、参知政事等协助左右丞相处理政务。
后来汪广洋短暂接任右丞相，但很快去职外放，洪武十年复任右丞相直至被贬海南后赐死。
洪武六年，胡惟庸接任右丞相，当时左丞相空缺。
丞相的权力极大，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中书省丞相一份。胡惟庸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大案，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作主，使得朱元璋深感大权旁落。
洪武十年，胡惟庸升任左丞相。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车裂。
皇帝对标董事长，左丞相对标CEO总经理，负责整个公司的日常事务，只对董事长负责。而右丞相对标常务副总经理。
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在历史上是群相，自南北朝以来，丞相长期虚设。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常以品级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加以【参知政事】【平章政事】等名号，执行相职。
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权臣专权的局面。
朱元璋废了沿继千年的丞相，但丞相的存在自有其必要性，并不是想搞掉就能搞掉的。
朱元璋穷苦出身，什么苦什么罪都受得下，只要大权在握，就算累死也心甘。
但后世的子孙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根本干不了这种牛马活。
他们既想躲懒，又不敢担违反祖制的罪名，于是小脑袋瓜一转，搞出了内阁这种怪物——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虽无相权，却有相责。
内阁首辅说起来很唬人，其实并不牛逼。
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高炽，到朱瞻基，到朱祁镇、朱祁钰、朱见深，吏部尚书才是百官之首的身份，被称作【太宰】
吏部尚书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这个职位除了能对官员进行任免之外，手中还有另一项权力——京察。
明朝的官员一旦不能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察，就得处分降级，甚至卷铺盖走人，几十年寒窗苦读全打了水漂。
吏部尚书既然能给你饭碗，就必定能砸掉你的饭碗，就问你怕不怕。
内阁大学士是天子近臣，能够影响皇帝的行为和决策，但也只能是影响。
拍板的是皇帝，干活的是六部，真要给你打点折扣，内阁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了万历朝，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三十八年时间之内换了十任首辅，分别是:
张四维，任期十个月。
申时行，任期八年五个月。
王家屏，任期半年。
赵志皋，第一次任期九个月，第二次任期七年四个月；
王锡爵，任期十六个月
沈一贯，任期五年。
朱赓，任期两年零四个月。
李廷机，任期四年。
叶向高，任期两年。
方从哲，任期六年。
这么多任首辅，真正有作为的很少，更多的是扮演夜壶和受气包的角色。
在西汉，宰相为百官之首，君拜臣，臣拜君，群臣避道，礼绝百僚。
东汉三公坐而论道，宰相协治天下。
晋无宰相之名，但尚书省的地位还是摆在那儿的。
隋唐宰相被分权，但宰辅地位不失。
宋代宰相失去了见君坐论的地位，但【宣麻拜相】的制度还是极其隆重的，外调拜相，百官出城迎接，上朝位列亲王之上，骑马入禁城。
和前代的宰相相比，明朝的内阁首辅真是卑微到尘埃里去了。
常洛命工部铸造了一颗左丞相金印，一颗右丞相金印，分别授与孙承宗、袁可立。
另铸了五颗参知政事银印，分别授与徐光启、洪承畴、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
授印仪式在文华殿中举行，京师中的勋贵、皇亲、四品以上文武官员悉数参加。
常洛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端坐在龙椅之上，朱由检冠冕整齐侍立在侧。
时辰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从尚宝监掌印太监王承恩手中依次接过两枚金印和银印。
文震孟唱礼:"中书省左丞相孙承宗接印。"
孙承宗稳步上前，恭敬地跪下，双手高举过头接过金印，高呼：“陛下圣明，臣必殚精竭虑，不负圣恩。”
众人皆感受到一股新气象即将来临。
接着，文震孟又唱礼：“中书省右丞相袁可立接印。”
袁可立亦是庄重行礼，接过金印。
随后，徐光启、洪承畴、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依次接过参知政事银印。
废除了二百四十余年的中书省终于重建。
常洛看满殿中山呼万岁的文武大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坚信，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大航海时代，开放进取才是主流，专制集权终究是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