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整个国家正处在万象更新、蓬勃发展的阶段。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土地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并即将顺利完成，它将彻底改变无数农民的命运，重塑农村的社会结构，为新中国的建设筑牢根基。
新中国成立前，封建土地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占农村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广大贫苦农民却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终年劳作，却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当时的历史文献有着这样的记载：“旧中国之土地，多聚于地主豪绅之手，贫农辛劳终年，所得无几，饱受剥削，生活困苦不堪，此封建土地制，乃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致民不聊生之根源也，亟待变革。”土地问题，成为了横亘在广大农民走向幸福生活道路上的一座大山，也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深知土地改革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拉开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大幕。这场运动旨在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刘福生，三十五岁，是一名土改工作队队员，出身于华北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自幼便跟随父母在地主家的田地里劳作，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能回家，可一年到头，家里依旧常常揭不开锅，还时常遭受地主的打骂与欺压。那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让他对封建土地制度充满了愤恨，也让他养成了坚毅、朴实且对农民兄弟有着深厚感情的性格。凭借着对土地改革的热情和在村里较高的威望，他被选拔进入了土改工作队，肩负起帮助乡亲们翻身做主的重任。
刘福生所在的村子，名叫清平村，和当时许多农村一样，村里的土地分配极度不均。地主王财旺家的田产遍布村子周围，肥沃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而村里大多数贫苦农民，只能守着自家那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只能给地主当长工。
刘福生刚回到村子开展土改工作时，不少乡亲们心里还犯嘀咕，虽然知道有了新政策，但长期受地主压迫，大家都害怕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担心地主会秋后算账。
“福生啊，这土地真能分到咱自个儿手里吗？咱可斗不过那王财旺啊，他在村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了。”村里的刘大爷拉着刘福生的手，满脸担忧地说道。
刘福生拍了拍刘大爷的手，眼神坚定地说：“大爷，您放心吧！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党中央下了命令要搞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土地分给咱穷苦老百姓，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了，这次咱一定能当家做主！”
为了让乡亲们彻底打消顾虑，刘福生和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先是组织大家学习土地改革的政策法规，逐字逐句地给大家讲解，让大家明白这次土地改革是有法可依、有政府撑腰的。他们在村里的祠堂里办起了夜校，每天晚上，昏暗的油灯下，坐满了前来听课的村民，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眼中渐渐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在宣传政策的同时，刘福生他们开始深入调查村里的土地情况，挨家挨户地走访，详细记录每家的人口、现有土地数量以及租种土地等情况。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有的村民一开始不敢说实话，怕得罪地主；有的地主则故意隐瞒土地数量，妄图蒙混过关。
刘福生在调查地主王财旺家的土地时，就遇到了不少阻碍。王财旺看到刘福生来了，皮笑肉不笑地说：“福生啊，咱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这么较真呢，我家那点地，你们还能不清楚？”
刘福生可不吃他这一套，严肃地说：“王财旺，现在是搞土地改革，一切都得按政策来，你得如实上报你家的土地情况，可别想着耍什么花样。”
王财旺见软的不行，便耍起了横，威胁道：“哼，你个刘福生，别以为进了什么工作队就了不起了，这村里的事儿，还不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乱来，小心遭报应！”
刘福生毫不畏惧，他回应道：“我现在代表的是人民政府，是来为乡亲们主持公道的，你要是不配合，那就是和人民政府作对，后果你自己掂量掂量！”
经过一番艰难的调查核实，村里每家每户的土地情况终于都摸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划分阶级成分的关键环节了。这需要严格按照政策标准，根据土地占有量、是否剥削他人等因素来判定，容不得半点马虎。
刘福生和工作队的同志们组织村民召开了多次大会，在会上，将每家的情况一一摆出来，让大家共同讨论、民主评定。有的地主不甘心被划为地主成分，试图狡辩，说自己平时对村民也挺好，没怎么剥削。这时候，那些曾经被他剥削过的村民纷纷站出来，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用事实反驳了他的谎言。